（三）抗日救国（上）

1935年8月1日，中国共产党发表了《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》（即《八一宣言》），呼吁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临委会负责人深受鼓舞，认为“反日反蒋，事有可为”。

为了迅速恢复党的组织，1935年11月10日，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（后改称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）在香港九龙大浦道召开。会议决定将党名改为“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”；通过了《临时行动纲领》和《告同志书》，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；会议选出了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，黄琪翔、章伯钧、彭泽湘、彭泽民、丘哲、郭冠杰、李伯球、张云川、李士豪、陈卓凡、杨逸棠、郭翘然、杜冰坡等19人当选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，推选黄琪翔为总书记，彭泽湘为组织委员会书记，章伯钧为宣传委员会书记，彭泽民为监察委员会书记，丘哲为财务委员会书记，郭冠杰为总务委员会书记；会议决定以北平、上海、广州为据点，建立华北、华东、华南三个大区机构，大力恢复和发展组织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

《临时行动纲领》提出“我们现实的政治任务，在于完成中国反帝反日的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”，为完成这一任务，解委会提出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方针。《告同志书》是在中国最先响应中共《八一宣言》的宣言书。它提出了组织反日阵线的建议，宣告以“反蒋联共抗日为党的总方针”，决议同共产党合作，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。

二干会议标志着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转折，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，开始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历程，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此后，解委会派得力干部到各地恢复、发展组织，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

为早日实现团结抗日的局面，1936年2月，解委会发表了《“组织反日阵线”提议宣言》，《宣言》呼吁“一切革命的党派，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，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，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，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，组织统一的行动指导机关”。《宣言》的发表，公开打出“联共抗日”的旗帜，表明了解委会迫切要求抗日的愿望和决心，表达了同共产党合作的诚意。

此后，解委会积极参与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。1936年“两广事变”期间，解委会先后以章伯钧、彭泽湘为代表，到广西参与、策动并积极支持这一举动；中共中央于1936年9月1日发出了《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》后，解委会负责人于10月在香港召开会议，决定调整政策，由“反蒋抗日”转为“逼蒋抗日”，在政治上同共产党密切合作，加紧推进联合抗日的工作；1936年11月，解委会派中委罗任一为代表，到西安同杨虎城会晤，共商联合抗日。罗任一到达西安后受到杨虎城的热情接待，并介绍他同张学良会见，罗任一同张、杨多次正式会谈，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商谈；1937年6月，彭泽民代表解委会发出了《致全国各界领袖书》，要求国民党刷新政治，顺从民意，发动抗日。